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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信息时间: 2017/6/14   阅读次数: 【我要打印】【关闭】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寿彭,改名刘复,字伴侬、瓣秾、半农,号曲庵,祖籍张家港市香山东麓的殷家埭。他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杂文家、翻译家、语言学家、文物保护专家,又是我国民歌收集和创作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现代实验语言学的开创者、摄影理论的奠基人,同时更是声名赫赫的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和斗士。鲁迅曾称刘半农为“上海来的才子”(因为刘半农是先去上海,后去北京的──笔者),他点子多,头脑快,什么都来得一手,又什么都能搞出点名堂来,在他身上可以说始终有说不完的动人故事

  

  

连中三元,崭露头角

  

  

刘半农11岁进入江阴翰墨林小学就读,正式开始了他的读书学习生活。翰墨林小学是一所处于由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期的学校,所以在特别重视中国传统经典学习的同时,还非常重视英文教育。刘半农聪慧过人,成绩总是特别冒尖,国文和英语更是尤其出众,这两项特长也因此成了他一生事业的根基。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他为当时的教材没有句读而颇为奇怪和不满,不由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狗屁连天其中固有点,一语千金难道没得么?”语虽鄙俚,却初步展露了他敢于挑战传统的性格,同时也暗合了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方向。

  

  

17岁那年,刘半农从翰墨林小学毕业,随后即以江阴考生第—名的骄人成绩,考取了由八县联办的著名的常州府中学堂。刘半农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每次考试各科成绩平均都在90分以上,因此倍受学监(校长)屠元博的喜爱。—次,刘半农去屠家拜访屠元博,无意间结识了屠父屠敬山。屠敬山是位远近闻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在跟刘天华的交谈之中,他发现眼前这个少年学子才识双全,是个可堪造就之材,于是便破例将他收为弟子。此事一经传开,在当地便成为一时佳话。可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一些人出于嫉妒心理,害起了红眼病,便说刘天华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不过是善于迎逢拍马,取巧钻营而已。耳闻了这些闲言碎语,才情满腹、心气高昂的刘半农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但聪明的他深知辩白和反击都无济于事,弄不好反会遭来更多的非议,唯一的办法只有瞅准机会,用过硬的实力来进一步证明自己超乎常人的学识和能力。

  

  

没过多久,机会终于给他盼来了。—次,知府前来学堂视察,临时出了一道命题作文,想实地考察—下学生的语文水平。结果,刘半农握笔在手,如得神助,洋洋洒洒的一挥而就,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再次夺魁,并得到知府的亲自嘉奖。这样一来,谣言不攻自破,连原先那些嫉妒他的人也不得不心服口服,甘拜下风。进入常州府中学堂的第一年,刘半农每次考试几乎都名列第一,被学校“列入最优等”。一时声名大噪,校内无人不知少年才俊刘半农的大名。跟刘半农同期录取常州府中学堂,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钱穆,对这段往事就一直记忆犹新,他曾这样动情地回忆说:“不三月,寿彭(刘半农原名寿彭,后改名刘复,字半农──笔者)连中三元,同学争以一识刘寿彭为荣。”

  

  

 

  

  

小说新秀 惊动上海

  

  

 

  

  

在常州府中学堂毕业前一年,出于对学校保守的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失望,刘半农做出了—个令父亲和乡亲们都意想不到也难以接受的决定:放弃眼看就要到手的大好前程,毅然从学校退学。这件事在家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孙中山就任民国大总统。年仅22岁的刘半农在革命浪潮的鼓舞下,一时雄心勃发,决心离家去做革命党,于是便只身到了清江,在一位军官手下做了文案。岂料没过多久,形势骤变,袁世凯夺权,极度失望的刘半农只好转头去到上海闯荡。初到上海,他做过短期杂工,又做过开明剧社编辑,最后经人介绍,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做了编译员。

  

  

1913年10月,刘半农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百字小说《秋声》,揭露辫帅张勋镇压二次革命,荼毒地方百姓的罪行,荣获该报悬赏的一等奖。这给了他很大的激励,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走上了一条以文谋生的道路。

  

  

刘半农所写的作品大多发表在《时事新报》、《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小说海》和《礼拜六》等后来被刘半农本人讥为“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他本人亦与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包天笑、张恨水、严独鹤、程小青、周瘦鹃等交往甚密。然而尽管如此,刘半农却并没有成为“鸳鸯蝴蝶派”,他的作品与鸳鸯蝴蝶派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众所周知,鸳鸯蝴蝶派作家惯于用文言文描写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之类的哀情小说,“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乃是这派作家笔下的永恒主题。但是,刘半农的作品却很少涉及这类题材,自有其独特的品相风貌。他写小说,几乎每一篇都弄出一个新名堂;他搞翻译,重在具有吸引力,所以尤多侦探小说。从翻译的作品来看,刘半农翻译的多半是英国狄更斯、俄国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丹麦安徒生、日本德富芦花和美国欧文等人的作品,大多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世界名著。这些作品跟鸳鸯蝴蝶派的风格取向迥异,对开拓国人视野,启迪民众智慧,对针砭各种时弊,讨伐封建腐朽,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从创作的小说来说,也同样与鸳鸯蝴蝶派小说格调各别。譬如他的《稗史罪言》,就深刻揭示了当时“官遇老百姓胜,老百姓畏官也;洋鬼子遇官胜,官畏洋鬼子也;老百姓遇洋鬼子胜,洋鬼子畏老百姓之毁教也”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现实。又如他的《催租叟》,更是通过巧妙的安排和强烈的对比,狠狠鞭笞了为富不仁者,热情讴歌了劳苦的工人形象。像这样的诅咒旧社会昏庸黑暗,同情劳苦大众贫困生活的作品,在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中是根本无以得见的。

  

  

诚然,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刘半农也给自己起了几个艳俗的名字,如半侬、寒星、范瑞奴等,而用得最多的笔名就是半侬。就当时的情势来说,这样做应该说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国文功底好,悟性高,再加上勤奋努力, 五年间他先后发表了翻译及创作小说40多部,累计百万余字,很快就成为上海滩文坛上一个十分活跃的小说新秀, 受到许多读者的追捧。通过不畏艰难的勤苦奋斗,刘半农终于用一支生花妙笔在上海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赢得了“江阴才子”(刘半农祖籍张家港市香山东麓殷家埭,原属江阴 ──笔者)和“文坛魁首”等美名。

  

  

冲锋陷阵 闯将斗士

  

  

1917年夏,刘半农从上海返回江阴,一方面在家中赋闲,一方面则在思考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究竟该怎么走。正在这时,忽然接到一封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寄来的聘书,正式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个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突然接到全国最高学府的聘书,不仅妻子颇为起疑,连他自己也不敢置信。想了半天,他才想到不久前在上海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一次难忘的会面,看来眼前的一切或许与那次会面有着很大的关系。事实也正是如此,陈独秀慧眼识珠,在那次会面时不仅看出刘半农身上的锐气,更看出他是—个可以造就之才,于是在应蔡元培之邀至北大任职之后,便向不拘一格选人才的蔡元培作了鼎力推荐。就这样,—个连中学都未毕业的乡村青年获得了一个鲤鱼跃龙门的大好机会,一下子跨入了全国的最高学府。同时至北大执教的还有钱玄同、周作人、胡适等人。刘半农虽然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然而他国学功底并不逊于他人,而且阅读广泛,长于写作,上课又认真准备,所以不久就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很快便人人都知道北大来了一个中学肄业的国文教授刘半农。

  

  

到了北大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醉心于通俗小说创作的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受震动,决定与旧文学决裂,投奔到新文学的大旗之下。从1918起,他开始向《新青年》杂志投稿,表达自己热心文学改革的强烈愿望。署名时他斟酌再三,觉得自己以前所用的那种香艳媚俗的笔名“半侬”实在太不可取,便毅然去掉偏旁,改为“半农”,以示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决心不再写那些“吴侬软语”般的缠绵悱侧之作,而要贴近下层人民,做广大民众的忠实代言人。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进入北大后,刘半农在《新青年》和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很快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觉得仅在《新青年》杂志上写写文章还不过瘾,渴望着能与复古守旧派来一次刺刀见红的决战,以给他们迎头的痛击。具体该怎么着手呢?因在上海时曾在剧团做过编剧,所以他首先想到了双簧戏,他觉得这是—个十分理想的形式,于是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钱玄同,提议跟他一起合演一出双簧戏,—个扮演顽固的复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旧者,一个扮演新文化的革命者,以记者身份对守旧者的论调进行逐—驳斥。他认为只有用这种形式把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一起亮出来,双方展开激烈对攻,才易于引起全社会的浓烈兴趣和高度关注。一开始,钱玄同觉得主意虽然不错,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愿参加。但刘半农坚持说,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经不住刘半农的反复动员,最后钱玄同终于慨然应允,决定与他一起披挂出征。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信是用文言写的,全信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攻击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杂志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狠加批驳。刘半农的文章,本就以幽默、诙谐的文风,流利畅达、泼辣尖锐的语言深受人们的喜爱,在这封信里,他的这一风格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充分表现。他高屋建瓴,旁征博引,雄辩滔滔,势如劈竹,每一个字都切中要害,每一句话都打在七寸,于嬉笑怒骂之中,痛快淋漓地将王敬轩代表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和封建国粹派一伙人的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且请看其中的两个精彩片段:“知识如此鄙陋,记者惟请先生去读了三年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不愿下这个功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记者则以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否则弄得好些,也不过造就出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来,犹如乡下老妈子,死抱了一件红大布的嫁时绵袄,说它是世界间最美的衣服,却没有见过绫罗锦缎的面;请问这等陋物,有何用处?”在这等风生水起、文采飞扬的议论面前,对手可以说是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哪还再能有什么还手之力呢?难怪有人要对《复王敬轩书》作出“嬉笑怒骂,恢宏潇洒”的高度赞誉了。

  

  

因了这一期《新青年》的出版,新旧双方的旗帜鲜明化了,其结果是“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对新文化运动的划时代意义有清醒认识的人更加多了起来,连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也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所以,刘半农的这篇战斗檄文,在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进程中,确实是起到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在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中,满腹才情、满腔热情的刘半农始终在斗争的前沿阵地上冲锋陷阵,勇斗敌顽,处处都表现出他闯将和斗士的本色。他积极为《新青年》撰稿,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的当日,他“坐守北大指挥部”,争取各方声援。6月3日,千余学生被捕,作为北大教授会干事负责人的他,更是积极活动,组织社会支持。陈独秀被捕入狱后,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近一百行的长诗《D──!》,鼓励战友,揭露敌人,高唱牺牲的赞歌。面对“三·一八惨案”,他思绪万千,怒火中烧,掌灯时分在书桌上摊开稿纸,边写边吟边击拍,挥泪写下那首战斗诗篇《呜呼三月一十八──敬献于死于是日者之灵》,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军阀当局又连下通缉令,准备逮捕这次爱国行动的有关带头人与发动者,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李大钊,而刘半农与其挚友《世界日报》的进步记者成舍我亦在通缉之列,他俩只好东躲西藏,一时有家也归不得。为了中国的明天,刘半农这一回当真是做了一个正视淋漓鲜血的战斗的猛士。李大钊遇害以后,刘半农还曾与钱玄同、蒋梦麟、沈尹默等12人联名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募款活动,并不畏白色恐怖,受李大钊众友人公推为李大钊撰写碑文, 文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今何丰林(时任安国军政府军事部长、‘党人案’军法会审审判长──笔者)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晖等二十人遂同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哀哉。”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篇措辞较为委婉含蓄的碑文,在风凄雨横的1933年也还是不能公开采用。刘半农不得已,只得又改用工整遒劲的唐人写经体书法分别给李大钊烈士及其夫人写了仅有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日和五个遗孤姓名的两块墓碑。在那风雨如磐的险恶环境中,刘半农竟是这样的义薄云天,敢作敢当,实在是太可敬可佩,太难能可贵了!

  

  

有关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中所作的贡献,著名作家苏雪林曾发表过这样的见解:“虽不足与陈、胡(指陈独秀和胡适──笔者)方驾,却可与二周(指鲁迅和周作人──笔者)并驱。事实上,他对新文学所尽的气力,比之鲁迅兄弟只有多,不会少。”人们也许会觉得,这样的评价未免过高了,可说来有趣的是,原本对刘半农的学历颇有微词的胡适,在刘半农作古后所送的挽联中竟也这样写道:“守常(即李大钊,字守常──笔者)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打油风趣幽默情怀当年知己无人不哭半农。”你看,胡适不也让刘半农跟李大钊、陈独秀比肩而立了么?这就可见,刘半农确实是新文化运动中一名功勋卓著的骁勇善战的猛将。

  

  

系念故国 以诗抒怀

  

  

刘半农到了北大以后,虽说凭着非凡的聪颖和加倍的努力,很快就赢得了学生的认可,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但在北大这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大学教授,还是免不了会被一些人视为“下里巴人”,这对心气极高的刘半农来说,无疑始终是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于是,在征得了蔡元培的同意之后,他通过考试取得了公费赴英留学的资格,并于1920年2月7日携妻带女踏上了出国留学的征程。

  

  

刘半农人虽去到了英伦,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他的心却依然时时在系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绵绵深情,郁积于胸,久而久之,终于再也压抑不住,于是便在一首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诗歌中喷涌而出: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目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目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漫漫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麽话,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

  

  

全诗共分四节,每节四句,中间外加一个语气词“啊”,节与节虽说大体匀齐,却又在匀齐中见参差错综之致,在整饬中显变化灵动之美。每节诗的开头都选择了容易引发思念的景物来起兴,从浮云微风,写到月光海洋,写到落花游鱼,再写到枯树野火,全都采用蒙太奇手法巧加组接,从而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扩大了视野的范围,将丰富多彩、绚丽夺目的众多画面一一呈现了出来。景物的描写既就之后,紧接着用一“啊”字由写景转入抒情,显得舒缓自如,巧妙得体。最后是直抒胸臆,发出一声深情的感叹:“教我如何不想她!”整首诗一气呵成,自然流转,且于往复回环之中将自己浓烈真挚的感情一步步向前推进,直到最后掀起让人怦然心动的高潮,致使我们捧读时不得不反复咏唱,爱不释手。这种形式结构和比兴手法的精巧运用,既是对《诗经》传统的遥远回应,又是对民歌技法的虚心借鉴,同时也表现出了诗人可贵的创造精神

  

  

诗中的“她”,是诗人抒情的直接对象,也是诗歌的寓意之所在。那么,这个“她”究竟是指的谁呢?我们认为,根据其时其地的特定写作背景来看,“她”应该是指客居异国他乡的游子刘半农所苦苦思念的祖国。诗人将祖国呼作“她”,实际上也就是把祖国喻作为生他养他的母亲,这就更能凸现他对祖国至深至爱的眷眷深情。试想,倘若这样去理解,整首诗岂不就尤显寓意深远了么?不过也有人认为,诗中的“她”乃是指向往“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诗人所深深爱慕的女子。他们觉得这样去理解,抑或更可见深情绵邈。面对这各异的见解,究竟该如何对待呢?其实“诗无达诂”,一首诗的主旨,尽可以根据欣赏者的不同生活经验和不同审美情趣,进行不同的探求,作出不同的理解,这样往往反倒可以使诗的内涵得到更深层的挖掘,使诗的意蕴得到更充分的展现。情况既然是这样,以上两说就应该都有可以成立的理由,我们也就大可不必过于偏执一词了;更何况,香草美人与家国之思的合二为一,在我国的诗学传统中本就源远流长么。正因为这首诗意蕴如此丰富,情感如此动人,故而同在伦敦留学的博学多才的音乐家赵元任一眼就相中了它,马上将它谱成了歌曲。诗歌谱上了曲子,这就等于是鸟儿插上了翅膀,自然也就不胫而走,飞速在国内传唱开来,并且一直流行至今,经久而不衰。

  

  

 

  

  

多方涉足 广有建树

  

  

刘半农原本是搞文学创作的,而且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他的小说风靡上海滩,赢得了许多粉丝,连著名作家苏雪林都说他的小说“滑稽突梯,令人绝倒”。他的诗歌也同样有许多追捧者乃至发烧友,著名作家周作人就给了诗人刘半农很高的评价:“那时作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刘半农。”他的杂文则更是享有盛名,能成一家之言,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过无比威力。他还从事翻译,出版过《茶花女》、《国外民歌译》及《法国短篇小说集》等译作。

  

  

可他去英、法留学,学的却是汉语语言和语音实验,这跟他原来搞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不怎么搭界的两码事。可凭着才情,靠着勤奋,他硬是在生活极端窘困的情况下,苦学过关,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还荣获了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学成归国国后,他更是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创始人,把自南北朝以来历史悠久的中国音韵学推进成现代科学。

  

  

除了上面所说的在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外,刘半农还在以下许多方面广泛涉足:喜欢摄影,出过专著《半农谈影》,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摄影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喜欢书法,常临一种很冷门的帖;喜欢编书,既编古书,也编时髦的副刊;因为弟弟刘天华是著名的音乐家,所以他也会一点音乐,曾为《梅兰芳歌曲谱》作过序,他的强项则是填歌词,以致他逝世以后,赵元任不胜伤感地送上了这样一副挽联:“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人,教我如何不想他。”对于文物考古,他也具有浓厚的兴趣,并曾多次与那些企图劫掠我国珍贵文物的境外窃贼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保护国家文物立下了汗马功劳。

  

  

要说刘半农的兴趣爱好和突出成就,还不能不特别提一提他在民歌的采集、整理和大胆创新上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刘半农是我国第一个对民歌进行学术调查的先驱者,同时也是我国首先创作地道的民歌体新诗的著名诗人。早在1918年,他就发起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征集歌谣、研究民俗文学的运动。同时,他还利用三次回乡的机会,进行了三次采集民歌的活动,并出版了一部《瓦釜集》,在中国诗歌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后来,他又出版了内容上反对封建,形式上着力模仿民歌的诗集《扬鞭集》。因此,有人称誉他为“在中国文学上用方言俚调作诗歌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第一个成功者”。

  

  

刘半农多方涉足,广有建树,这是有目共睹,无可置疑的。然而,因为兴趣太广,四处出击,他也就难以在专精方面下更多的工夫,加上他又是个直心直肚肠的率真之人,说话从不藏藏掖掖,做事向来爽爽脆脆,所以有时也就难免给有些人以“浅”的感觉。然而这某些人眼中的所谓的“浅”,果真就那么值得垢病么?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刘半农自己就对某些人的讥议很不以为意,他在写《中国文法通论序》时,就曾坦然自若地说:“我情愿人家说我‘浅陋’。”听听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的说法:“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同时,鲁迅还曾说过:“我佩服陈、胡(指陈独秀和胡适──笔者),却亲近半农。”这就可见,即便是有些人认为刘半农“浅”,也断然无损于他以其聪明才智所建树的非凡功绩和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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